明朝嘉靖年间，2万多义乌兵跟随戚继光抗倭。8年时间，他们的战线从江浙沿海，经福建一直拉到广东、海南地区，走过了中国沿海的大半个海岸线。之后，又有上万义乌兵随戚继光北上，抗击鞑靼兵、训练战士、筑守长城。这算是历史上义乌人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外出、复又返回义乌的过程。(根据研究，义乌兵因战事留在外地的人数，应该超过回义乌的人)。
与此接近的是，义乌“敲糖帮”的历史，也是义乌人成群结队外出的历史，只不过这次是为了经商谋生，并且这个周期绵延更长，前后足有数百年。而义乌“鸡毛换糖”的吃苦精神，是义乌创造今天小商品市场奇迹的重要原因。
随着对“义乌兵”历史研究的深入，学界提出了“义乌兵”与“敲糖帮”的产生、“义乌兵”与义乌传统商业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推动和联系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义乌的部分专家学者中，已口头流传多年，也散见于他们的一些个人文章，但大多只有只言片语，系统性的研究因材料的缺乏还很少。
“义乌兵”，“敲糖帮”，两段辉煌的历史，究竟有哪些内在联系呢？这几天，记者查找了一些资料，采访了义乌市志编辑部的几名编辑，试图梳理出其中的一些脉络。
【追溯】
“义乌兵”崛起
推进了“敲糖帮”？
前天，义乌市志编辑部主编吴潮海告诉记者，2001年，《义乌市志》编纂工作启动，他们就开始了对“义乌兵”资料的收集整理。当时，他们查阅资料后，提出了“义乌兵”与“敲糖帮”历史的某种内在渊源的论断。但由于材料缺失，这些论断大多停留于初浅阶段，国内对此也极少有专门的研究。
“敲糖帮”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南闯北、走村串巷，从事着农业社会最为边缘化的“鸡毛换糖”小生意。义乌货郎担的发展，历有渊源。早在宋代，王柏就曾指出：“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七)。这表明，在宋代，百姓为解生活之困，有不少已从事小本买卖。
货郎担是在宋代出现，但形成规模是在明代和清代。在《义乌县志》等各种记载中，明朝以前，义乌人挑着货郎担外出谋生的记载很少。有学者认为，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义乌兵”的崛起，其返乡者推进了这一行当的兴起，操此业者越来越多，甚至影响了周边县的人也加入这一行列。
对于“义乌兵”有无加入“货郎担”，目前还没有发现直接的历史记叙。不过，有专家指出，清代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话：“后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率多习兵应募，已而罗募营废，皆散入江干(杭州)，徙为他业，如肩挑买卖不等，每当冬春之交，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不啻数千人，其余迁居著籍者，又不胜数也。”这间接表明，“义乌兵”因连年在外游走征战，回乡后有些人已不善务农，只好改为他业，做肩挑买卖。这义乌、东阳等地，颇为流行。
至清代顺治年间(1643年~1661年)，随着种蔗制糖技术的引进，义乌以“鸡毛换糖”的敲糖生意迅速崛起，到清代乾隆年间达到极盛，约有糖担万副。
【疑问】
敲糖帮的“糖”字何解
根据康熙、雍正朝修的《义乌县志》和《浙江通志》记载，种蔗制糖技术，是清代顺治年间传入义乌的。“义乌兵”历史要晚于蔗糖种植传入一百年。那么“义乌兵”历史能和“敲糖帮”、货郎担联系起来吗？明朝时，义乌人挑担售卖的又是什么呢？
对此，吴潮海认为，最开始，义乌人挑担售卖的主要是一些小的手工艺，也有糖粒和糖块，但主要是饴糖和麦芽糖，就是民间俗称的条状“白糖”，而不是由甘蔗榨汁熬制而成的红糖。
吴潮海认为，蔗糖种植技术传入义乌后，刚开始种的人并不多。到了康熙、乾隆年间，制糖技术才有了快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种植才多了起来，“敲糖帮”在清代乾隆年间第一次达到兴盛，名气越来越大。民国初期，义乌从事货郎担的人也有一万余人。建国后，以物易物的“敲糖帮”渐渐衰落，并一度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繁盛。整个义乌，又以廿三里、苏溪两地最为集中，形成了规模浩大的“敲糖帮”，并孕育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拨浪鼓文化”。
义乌市志编辑部编辑傅健也认同此观点。他翻出《义乌县志》的中的记载，清乾隆十五年(1785年)，义乌已有户籍人口513878人，人多地少，“糖担”现象变得愈加突出。
【发现】
抗倭将士也是经商能手
对于“义乌兵”回乡后，极有可能参与“敲糖帮”的推断，最近华中师范大学2011级历史基地班义乌籍学生金哲为，在自己公开发表的论文《“义乌兵”个体经商史料的发现及背景分析》一文中写到，根据2003年重修的《稠州石楼陈氏宗谱》中记载，在戚继光麾下效力的义乌兵陈景祥、陈文科、陈文庆，当兵回家后，后来都置业，成为家境富裕的人。其中，还有陈文凤随兄陈文科前往京营，开店数年的记载，这些都为“义乌兵”回乡经商积累了经验。
明代万历《义乌县志》亦有“(义乌兵)以军功显而子弟多食衣税悬金以诧闾里，人益骛于战功矣”。意思是，当地青年男子不愿从事农耕而梦想建立军功，效仿前人，然后由于征募停止，这些年轻人为了生存，很多便做起了《新修东阳县志》中所说的“肩挑买卖”的行当。
【推论】
“敲糖帮”或借鉴了
义乌兵的组织架构
“义乌兵”崛起，与后来义乌“敲糖帮”的兴盛，有无关系呢？对此，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课题组编写、出版的《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一书，在第6章《元明清时期义乌文化的繁盛》中探讨了“义乌兵的崛起及其意义”。其中写到，“义乌兵”的崛起，除了有力地推进了义乌人尚武勇为的文化传统外，也为义乌“拨浪鼓文化”商业传统奠定了重要根基。
“义乌兵”崛起是如何影响“敲糖帮”发展的呢？吴潮海认为，义乌兵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胆子大、信息灵通，尤其到了福建等东南沿海，他们知道很多地方的特产、技术，知道除了种田，还有一些附加值较大的行当，所以敢于出门。“一个农民，一辈子从没出过远门，估计也不敢挑担外出闯荡。”
义乌市志编辑部编辑傅健，则从三大方面总结了“义乌兵”崛起与“敲糖帮”兴盛的关联。
第一是经济方面，义乌资源贫乏，征战结束到清初，部分义乌兵及其后裔回到义乌后，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义乌，因受倭寇祸乱及人丁锐减的影响，有些凋敝，有的人家甚至已无立锥之地。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他们的生产，所以想到了“货郎担”。
第二是组织架构上，“义乌兵”有严谨的组织制度，战阵“鸳鸯阵”又要互相配合，而后期的“敲糖帮”，内部分工日趋合理、组织严谨，或有借鉴“义乌兵”军事架构之处。“敲糖帮”，在组织结构上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担头，即挑担走街串巷者；二是坐坊，即为担头提供各类服务者。因业务能力的不同，担头又分为四个级别：老路头，统领一路糖担，多是熟悉“敲糖”业务的老手，由本乡各大族共同推举。老路头下辖5~7个拢担，拢担之下有5~7个年伯，年伯之下有5~7个糖担。拢担一般由各村众糖担自行推动。年伯则是直接销售的指挥者，糖担一般为初次出门者。这种分工，与军队打仗分工，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精神文化基础，抗倭期间，义乌人长年在外征战，练就很好胆识，尚武崇文，胆子和见识，会比一般农民大。
按照地域不同，“敲糖帮”行进路线遍及江浙、湖南、江西、安徽、福建等地。《义乌兵》一书作者、义乌人张金龙认为，抗倭结束后，部分义乌兵包括受伤、年老回乡者，加入到了货郎担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