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批人，他们为了和平，为了人类的和平与正义，含笑面对死亡。硝烟散尽，我们用行动告慰英烈。
雷烨，学名项俊文，军名雷烨，曾用名雷雨、雷华。他出生于金东孝顺镇后项村，后投奔延安，在青春岁月中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杰出的战地记者，更是一名身兼数职的优秀共产党员。随着时间的迁移，他的故事，他的点滴事迹，如长轴画卷般缓缓展开。传播雷烨的事迹，是在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历史，是以雷烨英勇不屈、短暂而闪光的一生教育代代年轻人，爱党、爱国、爱家乡。
▲聂荣臻司令员与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合影，左一为雷烨，右三为聂荣臻
他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4月20日凌晨，在通往《晋察冀画报》社驻地曹家庄村的山路上，时任冀东军区的组织科长的雷烨正带着两名警卫员匆匆赶路，他是在完成了长篇通讯《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后，赶往画报社取秘密文件的。
雷烨顺利地把文稿交给画报社。这时，突然发现日军正在步步逼近曹家庄，画报社立即通知大家赶紧撤离。
“砰砰砰……”一时间枪声大作，小山村已被日本鬼子和伪军铁桶般包围起来。雷烨与警卫员走到曹家庄北边的南段峪村时，没想到竟然与日寇狭路相逢。因为人地生疏，孤力无援，在与敌人周旋之时，雷烨在一个山谷里被敌人团团包围。看见敌大部队人马包抄过来，雷烨让两个警卫员先走，自己留在原地还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在空无人烟的山谷里，移动中的雷烨自然目标非常明显，无奈之下，他只能躲在一个山凹里，用手枪向冲上山坡的敌人不断射击。
子弹眼看着就要打完了，身上又多处受伤，雷烨望着紧逼上来想活捉他的敌人，开始做最后的准备：他迅速地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一件件忍痛砸碎，坚决不让敌人拿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只有一粒子弹。
敌人已疯狂地扑到了身边。这时，雷烨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以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中国人的尊严，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身世之谜深藏六十年
1958年，雷烨的遗体迁入华北烈士陵园，但由于他牺牲的突然和当时的条件限制，谁也不知道雷烨的身世、籍贯、家庭和亲友的相关情况，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也无人知晓。因而墓碑上只留下了“雷烨烈士之墓”几个大字，直至20世纪后半叶，才在有关人士查证下补了几句简介。
在江南的杭州市，曾任市政协副主席的项秀文，几十年来一直在苦苦寻觅1938年秘密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哥哥项俊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数十年间，项秀文做了很多努力，仍未得到哥哥的任何消息，留在身边的只有1935年自己与哥哥和姐姐项秀华的一张合影，还有一些书信。
1986年，项秀文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时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高永桢。抱着一线希望，项秀文把在河北牺牲的哥哥的情况详细向高永桢讲述了一遍。高永桢听了项秀文寻找哥哥的急切愿望，当即表示：“我一定尽心尽力帮助你查寻，早日查到你哥哥的下落。”没想到一查竟查了15年。
2001年，已退休的高永桢在一篇怀念沙飞的文章中看到，有个名叫“雷烨”的革命烈士曾是《晋察冀画报》社的优秀摄影记者，于1943年英勇牺牲，他的墓就在石家庄的华北烈士陵园。雷烨是否就是化名雷雨的项俊文呢？从众多相似的信息中，高永桢预感到雷烨就是雷雨，就是项俊文，于是连忙给项秀文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雷烨墓碑的碑文和那篇怀念文章，请项秀文鉴别辨认。
时值2001年11月，雷烨就是项俊文，得到所有研究者一致确认。此时距雷烨牺牲已几近60年。
为国为家投身革命洪流
雷烨，原名项俊文，小名金土，1916年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后项村的一个普通农家。他的家庭里，早年父母双亡，作为长兄的项俊文为父又为母，还要下田务农、教书育人。
1934年初秋，项俊文写给好友许为通的信。书中提及：“你会欣赏鼓励我的许多话，我轻轻地早把它安放在我的心府里了。”自此，项俊文燃起心中火焰，立志追求光明，为国上阵。
1936年，项俊文曾赴上海“补习”数月，接触并了解到“左联”等进步作家和革命文艺。1937年底，杭州沦陷，大批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聚首金华。通过严金明好友周伯皆介绍，他见过了左翼文学家冯雪峰。听了冯雪峰等人的经历，项俊文知道，他们都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因此也非常向往延安。他变卖了祖居等家产，换得100块大洋，当做自己去延安的盘缠。项俊文的想法是：“我去那边还可读书，进‘抗大’。”
1938年，项俊文正式出发，到武汉后，给许为通写信简单地说已到武汉，告诉了许为通他当时的地址，信上署名“雷雨”。后来，据他的弟弟项秀文推测，他是为了革命事业，也是为了避免牵累家庭，才改用化名的。
到达延安后，雷烨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那时候，雷烨喜欢写作，爱好摄影，已开始兼任各报刊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他撰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会之学员》等，曾署名“雷烨”，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出版的武汉《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初步显露了当记者的天赋。
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的雷烨被八路军总政治部选派，前往华北前线任战地新闻记者，并担任前线记者团第一小组组长。他不负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任，带领4名组员冲破日军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晋察冀根据地。到达根据地后，雷烨深入到军营和战场上，及时报道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邓拓之约，夜以继日地撰写了《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的长篇文论，该文于1939年初在《抗敌报》上连载，得到了各方肯定。
1939年，雷烨到达冀东地区，在极端困难与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作为一名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青年，雷烨除了拍照，还写诗，写报告文学。当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乘我军主力向西转移，集中优势兵力对群众施行野蛮的镇压与屠杀。雷烨目睹这种惨状，深入受苦受难的群众中，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他采写的作品更是充满了群众情感，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与愿望，为群众喜闻乐见。
为了团结当地爱好文艺的人士，雷烨还主动发起组织“路社”，与大家互勉“向着鲁迅的道路前进！”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路社先后出版了《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刊物。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对广大指战员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东赢得了很高威信。
1940年以后，冀东地区敌我斗争更加尖锐、残酷，我军斗争的主要方式也转为游击战。雷烨根据革命的需要，于1941年转到冀东部队领导机关工作，先任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改任组织科长。繁忙的日常工作并没有影响他采访和写作，相反却使他搜集到更丰富的素材。当雷烨发现那时冀东一些部队没有摄影工作者，许多生动的对敌斗争镜头还没有人拍摄时，就义不容辞地拿起照相机来，一面积极地参加斗争，一面忠实地反映斗争；尽管那时的照相器材十分缺乏，拍摄条件又很恶劣，但他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克服一切困难，走到哪儿拍到哪儿，能多拍一张就多拍一张。
雷烨还随部队转战到冀东的滦河沿岸和热河以南的伪满洲国边境，亲手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了冀东人民子弟兵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突破“伪满国防线”转战古长城内外的实况，记录了日寇血洗潘家峪、烧死杀死我无辜同胞1000多名的“潘家峪大惨案”和日寇拆房并村、制造“人圈”、奴役人民的情景，并着重报道我国军民的对敌斗争成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报道任务。这一时期，他采写了《潘家峪大屠杀》《那是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等长篇战地通讯，拍摄了《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组照)、《日寇烧杀潘家峪》(组照)、《熊熊篝火》《冀东人民》《战斗在喜峰口》《山岗晚炊》《塞外宿营》《行进在祖国边城》等佳作，把对抗日军民满腔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的恨，全部倾注在笔尖和镜头里，因此被战士们称为“多产高产的前线记者”。
1943年6月13日，《晋察冀画报》第3期给雷烨出了纪念专刊，发表了冀东军分区政委李楚离的文章《悼雷烨同志》，对雷烨做了一个总的评价，同期发表雷烨的遗像和遗作。这些遗作包括诗歌《滦河曲》、通讯《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以及51幅摄影作品，用以怀念他为革命宣传事业做出的业绩。这51幅作品和雷烨的其他文字、摄影作品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浴血抗战史料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
2003年4月9日，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确定雷烨烈士即是项俊文同志的决定》。同年4月19日，国家民政部颁发了《项俊文同志革命烈士证明书》。
纪念雷烨烈士
▲雷烨传略
“我这么多年来始终在回想我妈妈说的，‘有国才有家’。这也是作为雷烨后人，家风带给我一辈子的影响。”项碧英是雷烨的侄女，时过境迁，当年熟悉雷烨的亲人和朋友，很多都已逝去或正在老去。所幸，他的故事流传了下来，他的作品依然为历史的光辉做着见证。
这其中最要感谢的，是高永祯老人，十五年的东奔西走，煞费苦心，只为雷烨家人求一个真相，履行好自己的承诺。今年年初，凝聚了他心血的《雷烨传略》终于得以出版发行，已80多岁高龄的高永祯老人特意来到金东雷烨的故乡。在交谈中，他娓娓道来雷烨那些年的经历。“书虽然已经出了，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雷烨的研究。”
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勇说，雷烨同志在国家存亡之际，积极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献身，是非常伟大的爱国精神的体现。我们作为家乡人，更要宣扬雷烨精神，弘扬爱国精神，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借《雷烨传略》出版发行之机，金东区订购了一部分书籍，发放到乡镇、部门、文化礼堂等地，希望能对雷烨事迹进行更好的传扬。下步金东区还将择机举办雷烨摄影作品展。
▲《雷烨传略》作者高永桢与雷烨的侄女项碧英
本文系参考高永祯《雷烨传略》一书编辑整理而成
编辑：胡赣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