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东区，有一位抗战时期的坦克兵，曾经经历过赫赫有名的昆仑关战役，他就是目前已94岁高龄的方照才。尽管年事已高，但他除了听力有点不好外，思路很清晰，头不昏眼不花，精神不错，安享着儿孙满堂的晚年生活。

　　昆仑关战役时，方照才年仅17岁，却已是一位坦克车车长，开着坦克所向披靡，英勇抗日。近日，在他的讲述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缓缓掀开。

　　从军赴国难，报考陆军机械化学校

　　我叫方照才，1922年出生于岭下镇新亭村，家里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7岁时父母和爷爷因瘟疫去世，家境贫困，兄弟姐妹4人相依为命。我在岭下朱中心小学读了6年，由于家里实在穷，毕业后就回家务农，后来打听到浙江省立农业职业学校不用交学费、包吃住，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就报考了该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在农校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劳动，国难当头，我一直想找机会从军。次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军校在金华招生，我随即报考了位于广西桂林的黄埔军校六分校，同时又报考了中国陆军机械化学校。经过体检、笔试等程序，我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

　　那一年，黄埔军校录取的人较多，而陆军机械化学校是刚成立的，招生较少，听说主要是培养开装甲车的战士，经过反复思考，我选择了陆军机械化学校。当时，该校在金华各县市总共招了四十多人，其中有三个是金东人，除我之外，分别是我同村同族的堂兄方照金和一个塘雅镇金村人，具体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

　　高强度训练，正式成为一名坦克兵

　　中国陆军机械化学校，前身为陆军交辎学校(1936年3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1938年7月更名为中国陆军机械化学校)，中国装甲兵之父徐庭瑶任教育长，以培养装甲兵骨干。毕业官兵除直接加入远东盟军的对日作战外，还先后装备了青年军、第八军等30个师的机械化部队，支撑着中国战场对日作战。

　　没过多久，我就和大家一起赶往学校学习。由于战乱，中国陆军机械化学校数次迁址，我读书时校址在广西柳州。

　　到学校报到后，我们先是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军事化训练，训练很严格也很残酷。炎炎烈日下，所有学生都只穿一条短裤，每日重复站军姿、列队齐步走、跑步，训练到后来我们脸上、身上的汗水都结成了盐巴，甚至有人中暑晕倒了。

　　夜间突袭训练更是严酷，军号一响起，我们就立即起床、穿衣服、叠被子……10分钟内必须到门口集合，否则就受军事惩罚。我们经常钻铁丝网匍匐前进，在保持速度的同时头一定要压低，否则会有实弹扫射过来，还没上战场就会被打死。

　　我顺利通过了一系列高强度的军事化训练，随后开始接受军事技能训练，除了学习野外射击，熟练使用多种枪炮外，还学习各种车辆的构造、驾驶、修理及机械化兵种战术等。教学时使用的是装甲兵团中曾用过的一些旧装备，像美国道奇、福特、通用等牌子的战车。

　　当时中国沿海被封锁，各种物资十分紧缺，我们训练时经常原地驾驶、缩短训练时间，以降低机车油耗。一些烧炭汽车利用燃烧煤炭时产生的热量驱动，这种车辆在训练时需格外小心，否则车内人员会因吸入一氧化碳而中毒。

　　受训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加紧训练，上阵杀鬼子。因为当时学校有规定，学员中体格好、训练成绩好的才轮到开坦克，最终我通过重重考验，成为了一名坦克兵。

　　上阵杀日寇，昆仑关战役英勇杀敌

　　1939年，我被分配到第五军坦克连，那时杜聿明任军长。

　　中日两军在中国中部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为打破僵局，日军企图从后方攻击，直捣重庆，逼中国投降。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攻占钦州、防城后，以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于24日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12月4日进占昆仑关，桂南会战打响。国民政府调集四个战区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参加桂南会战，以确保桂越国际交通线的安全。

　　我所在的第五军奉命主攻昆仑关，12月18日凌晨战斗开始打响，全体官兵奋勇当先，犹如猛虎下山，向昆仑关发起冲锋。

　　那场战役中，由我指挥一辆苏制T-26坦克。这种坦克战斗全重10.5吨，乘员3人，装备1门火炮和1挺机枪。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但在枪林弹雨中，我丝毫没有畏惧，开着坦克碾压日本人。

　　按照上级作战部署，步兵、炮兵、坦克协同进攻，我们充分利用坦克、装甲车行动快、火力密集的优势向日军主阵地推进，撕裂敌人的防线，然后向敌后插入，掩护步兵发起进攻。在各据点，我们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日军数次组织援军进行反击，都被一一击败。

　　因为坦克是密闭的，我们一般战斗两个小时左右就要退下来，打开盖子呼吸，进行人员休整、补充弹药等。休息间隙，我看到了坦克链条上血肉模糊的一幕幕场景，战争的惨烈让我至今心有余悸。

　　12月30日，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军第21旅团5000余人，21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士官死亡达85%以上，击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昆仑关大捷，这是继平型关、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刀锋上行走”，滇缅边境运送物资

　　昆仑关战役后，我被分配到战时运输局，总部在贵州毕节，由国民党中央军委直属。我先是在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上跑了七八个月，抢运国民党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为保证物资供应迅捷，我经常连着几天开车，白天晚上都在赶路，有时路上困了，就喝点白酒提神。

　　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就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最重要的国际通道。日本人企图切断这条国际交通线，从而断绝物资供应，逼使中国投降。1940年，日军以越南为基地，时不时轰炸滇缅公路全线。每次运送物资，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在公路上行走，身上备有枪弹，以防在路上碰到日军或土匪。

　　有一次，我们15辆运输车组成的车队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当时只能进行正面交锋，一番枪战下来，我们击毙了不少日军，最后总算“虎口”脱险，保住了物资。

　　我在滇缅边境运送物资大概有一年时间，之后被分配到位于贵州都允的陆军辎重兵学校，那是辎重兵学校的驾驶兵教育团。在那里，我是中尉排长，在四营十二连当教官，负责教学员开车、修车等。

　　解甲当农民，晚年生活有规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整编裁军，不少人被遣散，我因为有一技之长被留了下来。

　　1948年全国各地战事紧张，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于是我以回家探亲为由向上司请假回老家。二姐见我还没有成家，就托媒人给我介绍，结婚前我和妻子没有见过面，都是我二姐一手操办。

　　几个月后，我结婚了，开始了农家生活。妻子能干也很体贴，我们育有3个儿子3个女儿。在我65岁时，妻子因病去世。

　　我当兵10多年能活着回家，自己很知足。如今，我的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有了孙辈，对我也很孝顺。我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睡早起，定时吃饭。家门前不远处就是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天中午、傍晚，我都会过去打饭。

　　至今我还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看着祖国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打心底感到高兴，希望像这样和平的生活能永远保持下去。

责任编辑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