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甫，16岁离开金华入伍，成为蒋介石的一名贴身侍卫。抗战年代，陈云甫虽没有到过一线抗击日军，却也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他在现场亲历重庆谈判、第四次长沙会战，目睹了蒋介石因痛失部下暗自落泪，曾和周恩来面对面地交谈……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说起过往的一幕幕，眼里时而泛泪，时而放光，“保镖”岁月里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16岁偷偷去当兵差点因个子矮被拒
我叫陈云甫，原名陈宝棠，1926年7月26日出生于磐安县安文镇墨林村，现居住在曹宅镇大黄村。
以前老家还属于东阳县，是一个穷山沟。我们家祖上历来都是雇工，兼营其他生意，当时的经济条件在山沟沟里还算不错。我的父亲是做药材生意的，母亲在村里开了一家杂货店。我父母一共生了11个子女，最后只留下3个姐姐、1个妹妹和我，我也就成了家中的独子。
1941年，我才16岁，得知蒋介石到浙江招警卫团卫士的消息后，我就瞒着家里人偷偷报了名。这并不是我一时冲动，而是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影响。小时候，我住在姑母家，那时她家经常有高官出入，行事做派都相当有派头，再加上我表兄还当过县长，一举一动也威风十足。耳濡目染，我从小也就有了长大当官的想法。
我学历很低，初中只读过两个月，不过在招考处报名的时候，人家还是把我当成有初中学历看待。我和从各地赶来的年轻人一起参加了语文、数学等科目的考试，没想到最后成绩不错，居然考上了。不过，当负责蒸饼的团长看到我后，却说不要我，理由是个子太矮，体力不行，可能连行军包都背不动。我一听就急了，一个劲儿地向他解释，我身体没任何问题。后来，一位营长看到了我，说了句：“他不要，我要了。”就这样，我加入了警卫团。
2000多人中选42人成为蒋介石贴身侍卫
我出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以至于很多年间，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他们一度认为，我偷偷去了一位以前想认我当干儿子的嘉兴高官家里。
警卫团招考完毕后，2000多号人就坐火车从金华出发了，目的地是重庆。那时的火车太差了，是烧木炭的，呛得不行。火车停在了江西省鹰潭县，大家再步行来到艾家村。抵达的当天，正逢八月十五，团里的连长、排长给大家伙买了很多吃的。
我记得一个班才十几个人，但吃的东西整整有四大脸盆那么多，最后实在吃不掉的都喂给当地农户的猪吃了。之后，我们又路过了景德镇，还经过了鄱阳湖、洞庭湖，总之能坐车的就坐车，有船的就坐船，实在不行的就徒步前进。我毕竟是年纪最小的，有时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想着自己身上有从家里带出来的十几个银元，也会时不时买点吃的。营长知道后说，这样也好，吃得好点就有力气走路了。
不过，当我们来到贵阳时，我还是得了疟疾，一直上吐下泻。长官给我送到当地医院，去了好几家医院都表示治不好。营长说，我是他要的人，一定得治好，最后我被送离贵阳10华里的美国人办的空军167医院。对方得知我是蒋介石警卫团的，连声说，要救要救。
我在医院待遇十分好，一般病人都是住大通间，而我是住单间；人家吃的是大锅饭，我是开小灶，医院还专门安排了两位护士照顾我，这一切都跟病床前的一块“蒋委员长的卫士”牌子有关。我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哪怕出去溜达，都会有护士跟在我后头，监督我不要乱买、乱吃东西。他们这样做，是怕我的病好不了，到时候不好交代。在养了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我从镜子里看自己，发现比原来变胖了很多。
住院期间，我曾哭过几次，每次都因为窗前的那只公鸡，是它的打鸣声让我想起了母亲打瞌睡的样子。天天呆在医院的日子，让我感到无聊。那时，医院的一些长官会去戏园子看戏，我就问护士能不能跟去看。在经过几次软磨硬泡后，我如愿以偿。
等我病好后，重庆那边派了一位司机来接我，我估摸着五六天就差不多能到了，但这一程我们整整耗时半个月。我想司机平时工作没什么放松时间，于是拿这次出差接我当借口，跟重庆那边说，我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实际上东玩西玩。我比同一批的新兵晚两个多月到达重庆，后被编入三营九连，每天做一些基本训练。
之后，蒋介石要从警卫团2000多人中挑42人，作为他的贴身侍卫。负责挑人的是前侍卫队队长，他根据每个人的口才、品貌以及基本的姿态等判定哪些人合适，结果我被挑中了。我们42个人共分为三个区，我被分到一区，属于内卫。后来，我们还有一个头衔，叫做便衣特务队，我还曾当过分队长。
我们被选中后并没有立即上岗，而是到遵义的中央陆军步兵学校接受了拳击、枪法、马术等科目的学习。我枪法挺不错，打扔一只鞋或一个铜板等动态目标时，一打一个准。那时学的拳击招式，我到现在都还在练。我骑马也很在行，以前村里有一匹马，大家都骑不上，可我一下就把它驯服了，村民对我很敬佩。
了解蒋介石日常喜好参与重庆谈判安保
保卫蒋介石至少有三道防线，外围警察，进一道大门有卫士，官邸四周也有。蒋介石无论到哪里，后面都有随从跟着。随从也分很多等级，将级、尉级、校级，有时还会有翻译。
当蒋介石的侍卫，大家的穿戴都很讲究。就拿枪来说，有一种是德国制造的，很小巧，能打50发子弹，我们执勤时就别在左腰，有时也用大号左轮的，它有200发子弹。我们的衣服里面还藏有小刀、佩剑等，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衣服根据蒋介石出行需要也经常换，曾穿过中山装、列宁装等。
我们执勤没有固定的岗位，今天你轮到大门，明天就轮到宿舍，或者厨房，一般两个小时换一次班，所以不会感到累。但倘若你是值寝侍卫，那就多需要多一份专注力，要留意蒋介石几点起床，换穿布鞋，不惊扰他休息。
蒋介石睡觉时会打鼾，特别是入睡前和早起前，那声音特别响。每天天微亮，他就起床到露台上看报读书，晚上一般来说要到10点多才休息。蒋介石有“三不”，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有几次侍卫偷偷抽烟被他发现了，就会以扯耳朵作为惩罚，当然还免不了教育一番。
一天当中，除了执勤，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学习，看《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或学“hello”“coming in”等简单的外语。蒋介石很重视传统文化，《四书五经》还是他新编的，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让我们有空就看看。
呆在蒋介石旁边，每天能见到不少大人物，比如宋庆龄、吴稚晖等，蒋介石对他们很尊敬，见面都会行鞠躬礼，我们自然也跟着鞠躬。而遇到孔祥熙等人，我们大多行注目礼或敬礼。
差不多每个侍卫都跟蒋介石去过很多地方，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去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在专机上，他接到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的电话，大意是：委员长，我现在已经打得只剩一兵一弹了，我们只好来世再见。我至今还记得在接完电话后，蒋介石流出了两行泪。第二天，蒋介石的专机飞往战场上方，日本人得知蒋介石亲自督战后，连忙后退200多公里。
在当侍卫的生涯中，最难忘的当属亲眼目睹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那时我们的任务是保证现场安全。
第一次，共产党派王若飞来谈判，没有成功，后来毛泽东只能将手上的活交给刘少奇，冒险来到重庆谈判。那时，有人提议用武力消除分歧，但蒋介石严厉斥责：“谈判是桌子上的事情，如果在桌上用武力解决对手，我不是威风扫地了吗？”国难当头，蒋介石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先国共合作，把日本鬼子灭掉。
重庆谈判期间，我们经常能看到周恩来，因为他下榻的中美合作所位于官邸后面。每次抄小路，周恩来都会经过我们站岗的地方。他为人和善，有一次还问我几岁了，哪里人。当得知我是浙江人后，他说了一句：“小兄弟，我们是同乡呢。”
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里，我曾经得到过蒋介石亲笔题写的一幅字，内容是“卫国功臣”。当时他知道爸爸为了来找我在杭州被日军炸死，为了安慰我特地送给我的。这幅字被我母亲放在了猪舍，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历经磨难回到故乡牢记历史珍惜和平
1941年离开磐安老家后，我只有在1947年行军途中回去过，可没想到等我第二次回家时，竟是以劳动改造的身份。“陈云甫”这个名字，就是劳改后改的，算是抛开过往，重新开始吧。
1962年，我从杭州转移到了金华。坐上车时，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下车看到金华蒋堂几个字时，心想：“无论怎样，好歹回到金华了。”
后来，我来到古方砖瓦厂上班，混过水泥、搬过砖瓦，后因手艺不错，当上了烧窑组负责人，其他窑厂如遇问题也会来找我帮忙。我在那里干了13年，1986年退休。现在的老婆就是退休后经人介绍认识的。
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一天要吃很多药，听力退化得很严重，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平日里，我喜欢看一些时政新闻，特别关心台湾局势，希望祖国能早日统一。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日本政府却还在否认侵华行径，对此，我非常愤恨。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希望每个人都要好好珍惜。
责任编辑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