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田，孝顺镇溪边金村人，19岁从学校弃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19期，是原84师252团排长。半生戎马岁月，成就了他生命的底色。如今已经是93岁高龄的他，再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时，依然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口述的时候，老人眼里那种自豪和坚定让人动容，让人禁不住对这些参军报国的老兵们肃然起敬。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也永远不该忘记这些曾为祖国和平奉献青春的好儿郎。
有田家里“无田”却幸运地坐上课堂
我叫金有田，1923年生人，今年93岁。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小时候家里人多，又没有土地，生活十分贫困，我只能小小年纪就替人家干活，从10岁开始一直做到14岁，整整5年。
因为家里穷，自然就上不起学。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孔范赏老师，孔老师可以说是改变我命运的人，我十分感谢他。那时候，孔老师看我求知欲强烈，又肯读书，就利用课余时间单独教我。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你家里穷、条件不好，读书就要比别人更加认真些。”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每天都很用功地读书，孔老师教了我三个学期。因为有了些基础，我考入了鞋塘中心小学，我很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记得那时候夏天中午很困，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像蹲马步一样看书，就是为了让自己不打瞌睡，我觉得只要认真去做一件事，肯定是可以做成的。我很喜欢唱歌，在学校里也经常参加文艺宣传活动，我最拿手的歌是《流亡三部曲》。
1940年，当时的浙江省立金华师范学校，和现在的金华一中本是同一个学校，分出来以后第一年对外招生，这个学校不用自己交学费，食宿费也全免，所以当时很多人去考，来自诸暨、浦江、兰溪、东阳等地方的都有，学校只取103人，其中3名预备生。考完几天后成绩揭晓，103人中我考了第一名。
其实当时我报考金华师范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因为即使考上了也不一定能去读，因为家里穷，就需要劳动力。后来村里有老人劝我父亲，你们儿子考了第一名，是件大喜事，别人想考还考不上呢，不去读太可惜。父亲也算疼我，就同意让我去读了。
全民抗日好儿郎弃笔从戎参军报国
我在金华师范一共学习了两年，学到的东西很多，对我后来考黄埔军校很有用处。1942年，我20岁，日本人打来了，读书就不得安宁。当时学校只能搬到武义履坦，我们带着小黑板躲到山上去读书，条件很艰苦。
5月23日，武义沦陷，紧接着，5月28日金华沦陷，我们又迁到武义宣平。看到这样的时局，东阳一个叫陈旭松的同学和我聊天说，现在整个中国陷入战火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去当兵，保卫国家。于是，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学校，在这期间，我还动员了其他从鞋塘中心小学考上金华师范的学生，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去。
我去打仗还有个原因，是受了我两个哥哥的影响，我的哥哥们在富阳一带的游击队打日本人，我觉得我也应该和他们一样，誓死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于是我带着两个哥哥的照片踏上了当兵的路，这些照片我一直放了12年，直到我从部队回到老家，从没离开过我。
我和陈旭松一路走到了丽水松阳，得知有军校在招生，于是我和他两个人都报考了。当时招生是按成绩一批一批分的，成绩最高的是炮兵，第二是通信兵，第三是辎重兵，第四是工兵。我成绩还不错就分到了通信科，被编入伍生第10团。
战火纷飞为抗日不辞万里征途
考上军校后，就要去军校报到了，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一双脚走。1942年7月，我们从丽水松阳出发，当时的公路都是泥地，从公路两边分开走，灰尘满天飞，如果有日军飞机在空中飞过，目标就很明显，容易暴露。所以我们一般天没亮就开始走，大概走到9点钟，大家散开休息、午睡，到下午3点钟又开始走。我们在走路，日本飞机就从头顶飞过，印象最深的一次，27架飞机一排飞来，在县城上空盘旋，然后俯冲扔炸弹。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因为常年战火纷飞，老百姓都特别怕军队，听到有军队来住就紧闭大门。所以我们从出发开始，几乎没睡过一晚好觉，什么角落里都睡过，桌子底下、旅馆走廊上，苦头吃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我们途经福建永吉县城时，瘟病发了。当时的永吉县鼠疫横行、瘴气肆虐，民居十室九空、满目疮痍。等我们8月中旬抵达邵武时，恶性溃疡、回归热、赤痢等疾病接踵而来，同学中很多人都病倒了，医生也束手无策，在此次瘟疫中，有27名学生不幸被夺去生命。
后来到江西樟树镇，天已经很冷，我们就穿件单衣，又没有新衣服发，那时过得真是苦。有一次，我抓了一条鱼，没有油，就用蜡烛油在锅上抹一下，就这样，我们依然觉得很好吃。
穿过江西，就到了湖南，这时我们的队伍从最初的1500多人只剩800多人，逃的逃，死的死。后来又重新招人，才补充回1500人左右。
回想这一路，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但我们心里都有个信念，一定要挺过去，克服重重苦难，我们走过了浙、闽、赣、湘、桂、黔、鄂、豫、陕9省，行程10451公里，历时1年4个月22天，沿途共殉难92名学生。
军校发奋学习学好技术保家卫国
因为路上走了一年半，我们从18期改成了19期。到校以后，学校发给我们100多本书，《大学》《中庸》《论语》等都有，有空我也会去翻翻这些书。我是通讯科的，通信兵学的东西比较多，步兵的课程基本都要学，学的东西很复杂，有技术含量。因为有线电是简单的，我们的无线电发报就很要下功夫练。那时候，学校课程安排很紧张，没有一天休息时间，练习收发报，一分钟要打100多个字，以前我听到就能写，现在听力不行了，写不出来了。
炮兵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一点，有兵器教官来教我们炮弹构造、飞行线路等知识，英语也学，通信兵还是用得到的。平时还要训练，零下20多摄氏度跑步，一个星期跑一次，大家都脱光衣服，只穿短裤跑越野，每次五六里路。我成绩一直不错，当时我们通信兵一个班百来号人，我成绩能达到前三名。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17军84师师部。我们通信兵最苦的就是行军了，比如一个团几个营，要有线通信，驻扎下来后通信兵就要忙着埋线接线，不然没法打电话联系。部队走了，我们也要最后收线，一般都走好几里路，通讯设备很重，都是我们扛的。
我是1945年7月底毕业的，8月份日本就投降了。我们部队大多在后方调来调去，没怎么在前线，我职位最高做到84师部参谋。
回到家乡后过上了简单清贫的生活
我怎么会回来的呢？因为我碰到一个义乌老乡，黄埔军校16期的同学，叫张泽霖。看到老乡就会特别想家，后来我去跟部队请假，部队批了假条。1949年1月，我回来了，从四川重庆、江西一路转过来，路上走了一个多月。
我回家不久，中国就解放了，解放了我就没有再想着回部队了，而且我也没有路费回去。不久后，农村开始土地改革，那时候我家穷得一塌糊涂，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由于读过书，附近几个村选我做文书。后来我就结婚了，生了六个子女，一家人挤在一个小屋子里，清贫的日子倒也过得快乐。
后来，“文革”时期我吃了不少苦，因为我的经历与身份，子女不能读书，粮食不能发……
现在我的生活很简单，就是人老了身体开始不好了。我有高血压，以前还患有脑梗塞，老伴有糖尿病，两个人都得吃药，一个月要1200多元药费。从去年起，黄埔军校同学会每月会发给我525元，还有一个抗战公益基金每个月会发500元，子女再给一点，我们的生活还维持得下去。
有人说，如果当初我在金华师范好好读书，毕业后再找份老师的职业，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但是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能参军报国我觉得很光荣，那段奔赴西安军校的漫漫从军路，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2014年，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我和邢承谟、周立钏、金筠林三位老战友见了个面，我们都已经90多岁了。我还记得上次见面是1986年，那时候聚会有670人参加，热闹非凡、阵容强大，现在这些老战友都相继离开人世了，岁月不饶人啊！这次聚会我们在一起回忆以前的事情，回首峥嵘岁月，感慨万千，每个人都哭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跟这些老战友再聚聚。
记者手记
向这些保卫国家和平的老英雄致敬
第一眼看到金有田时，他正穿戴齐整、身板笔挺地站在门口迎接我以示庄重，一个老军人庄重的礼仪让人既感动又惭愧。老人虽已是耄耋之年，却依然还像在军队一样，身板笔挺，有股军人的精气神。走入老人的卧室，简单甚至有些简陋的房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我父亲回家以后一直就是这样，保持军人的作风，而且也以军人的标准要求我们这些子女。”老人的儿子金岳峰边扶老人坐下边说。老人耳朵不太好，记者每问一句就要儿子大声地再重复一遍给他，他才能听懂，就这样，采访历时三个多小时。采访中，留给记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人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张去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时与老战友拍的合影，老人对着照片端详良久，眼眶有些湿润，“我们都老得快被人忘记了，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老人话语中的失落让人心酸。
据不完全统计，金华地区尚有老兵60余人，这些亲历抗战的“活化石”们，生活条件却普遍不是很好。近日，昆明93岁抗战老兵蜗居厕所的消息刺痛了人们的眼睛，年轻时保家卫国，老年却得不到一份安稳的生活，这些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老英雄们不该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关爱，让我们向那些为国家奉献青春的老英雄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