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前往各自联系点，出席指导县(旗)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县级专题民主生活会，是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头戏。

　　七常委指导的7个县(旗)，专题民主生活会是怎么开的，有哪些特点？七常委的讲话有哪些含意？怎样看待县一级治理？改变基层作风，与全面深化改革有何关系？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哪些启发？

　　“下级”当面批评“上级”

　　启示1：动真格必须破“禁忌”

　　从形式上看，在七常委联系指导的7个县(旗)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县级常委班子对照检查深入，批评与自我批评动真格，“下级”敢于当面批评“上级”，体现了讲认真、动真格的担当精神。

　　河南兰考县委副书记毛卫丰批评县委书记王新军，“你在听工作汇报时，总认为自己当了10多年县委书记，经历广、经验多，对基本情况吃得透，摸得准，不让同志汇报完就亮明自己的观点。工作还没给你说完，马上就打断了。这就导致有些工作汇报脱离了实际。第二点，你爱批评人，经常批评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长官意识太强。”

　　无独有偶，吉林农安县县长王海英向县委书记周贺“发炮”，“周贺同志，你当了一把手，脾气也大涨，影响了班子民主。遥控指挥多，亲力亲为少”。此外，在云南武定县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纪委书记当面质疑宣传部长的“党性”。

　　在这种正式的公开场合直接批评自己的“上级”和同僚，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这与日常的地方工作特点非常不同。在以往，“下级”当面批评“上级”，极为少见，似成一种“禁忌”。

　　从内容上说，查摆的问题和批评的现象较具有普遍性，集中体现在“政绩观有偏差”、“长官意识强”、“对上对下不一致”，“特权思想严重”等方面。

　　“政绩观有偏差”具体表现在片面追求GDP，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长官意识强”体现在“一言堂”现象严重，民主不够；“对上对下不一致”表现在“在乎上级领导高不高兴，忽略了群众的看法”；“特权现象严重”体现在公车使用和看病就医等方面。这说明，“四风”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开展一次教育实践活动极为必要。尤其对于许多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县委常委们，党内生活历练和经历不多，这样的民主生活会可以触及灵魂，引其深思。

　　“官之至难者，令也”

　　启示2：县级治理极其重要

　　七常委分别联系一个县(旗)参加指导民主生活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也从侧面印证，县级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分量十足，地位极其重要。

　　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同样适于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在他看来，县一级承上启下，县一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县委书记这个岗位非常重要，最能锻炼干部，“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行伍”。

　　现在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如强制拆迁、环境污染、不作为乱作为等，不少是发生在县一级。习近平总书记当过县委书记，其他常委也有担任县级领导或其他基层领导的经历，对中国基层的现实和实际非常熟悉。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分析认为，县级等基层政权直接承担着地方公共服务的职能，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直接，如果存在不作为、乱作为、作风恶劣、渎职腐败等行为，对基层群众利益的侵害非常直接。现在中央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觉得“打老虎”才过瘾，但对于地方基层群众来说，他们的切身感受是“老虎”离得太远，但“苍蝇”却每天扑面。因此，在基层群众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上面是好的，下面搞坏了”。而长期看，基层治理衰败最终会影响到中央执政的权威，中央长期存有一份隐忧：担心基层治理乱象会侵蚀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分析认为，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多次强调“执政重在基层”，“官之至难者，令也”的重要原因。

　　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

　　启示3：治理现代化需制度执行力

　　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核心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保持的优良传统，是保证党组织肌体健康的重要武器。在当前提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改革总目标之一的背景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更加凸显，它有利于解决地方部分存在的制度执行力差的现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的制度化程度，均有巨大提高。治理国家，制度很重要，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即制度执行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客观地讲，目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梦，将很难实现。

　　对于这一执政命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着自己的清晰认知和研判。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地方主政时，就曾敏锐地指出：“现在执行制度难，主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讲关系，甚至批评也变成了变相的表扬。”在他看来，当“老好人”和批评不得，是个人私心杂念在作祟，制度的执行力、政府的效能就会堪忧。如果现行制度都没执行好，再制定新的制度，也只能是形同虚设，牛栏关猫。换言之，制定制度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行制度。

　　分析认为，如果这种动真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对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制度执行难的顽疾，将是一剂良方。

　　正视脱离群众风险

　　启示4：反“四风”是历史担当

　　七常委在参加并指导7个县(旗)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无不聚焦于“四风”问题的表现、成因和危害性，并且都强调专题民主生活会不能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引起群众反感。这背后掩藏着高层的一份忧患意识和历史担当。

　　七常委都深谙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当前，中国共产党虽然面临国内外各种挑战，但最根本的挑战还是来自执政党自身。这正是党的十八大为什么突出强调“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原因所在。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作风问题的背后关联的是人心向背。中国革命赢在哪里？就赢在人心向背。有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是在和平时期执政65年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却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加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出问题了。在战争年代，没有老百姓的保护，很可能会没命的。在当代，有些干部脱离了群众，虽然没有丧命之说，但这种漠视群众、麻木不仁的行为，迟早会让党吃大亏。七常委中的多数都有下乡插队的经历，这份经历让他们对底层群众多了一分天然的感情和为民情怀。

　　无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层希望借教育实践活动改变基层政治生态。概言之，七常委的讲话蕴含着执政党强烈的忧患意识、政治责任感和历史担当。

　　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

　　启示5：作风建设为全面深改立信

　　十八大后，中国社会的最大背景是深化改革，而作风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

　　历史上，中国执政党开展了多次整风运动，但始终难以走出“一抓就好、一放就松”的怪圈。因此，解决作风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冲破体制机制羁绊。

　　一方面，改革必然触及利益，改革需要勇气和担当。讲认真、动真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打破“怕得罪人、当老好人”的大气候是一次突破，有利于推动改革，落实举措。

　　另一方面，对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下狠手，有利于形成共识，突破既得利益，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群众支持，树立改革的权威。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十八大后，中央为什么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的重要原因；古代“商鞅变法”徙木立信，教育实践活动“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同样是为改革立信。

　　有分析认为，用解决作风问题倒逼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为彻底解决作风建设怪圈创造机遇，彰显出新一届领导层的高超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