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孙中山的好友，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是蔡元培的年伯，是马叙伦口中的“浙江名宿”……他创举新学、保路制宪，既是政界要人，也是文坛名将。他就是我们的同乡———澧浦镇蒲塘村的王廷扬。

　　清塘烟雨育名士

　　走进蒲塘，漫步于古建筑群中，看荷塘、池柳、暖风满架，看古井、木窗，粉墙黛瓦，宛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摇身一变成了风流南宋的一个逍遥散人。

　　据《蒲塘凤林王氏宗谱》记载，这里是五代末大将王彦超的后裔聚居地，距今已有近900年历史。凤林王氏名人辈出，九世孙王淮，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福国公。著名南宋文学家朱熹曾称赞王淮：“奇英天赋，既粹且温。士民信服，惟妥真诚。诚宏功于社稷，贻德泽于后昆，非笃行敏学之纯，而能侪无于天庭。”

　　王淮的曾祖父王本被封为太师鲁国公，祖父王登为太师魏国公，父亲王师德为太师楚国公，均官居一品。大家所说的金华“四世一品”，就是凤林王氏。

　　王廷扬则是凤林王氏第三十五世孙，他的太祖王本修、祖父王贵、父亲王升皆是太学生，祖宗三代太学生的家学渊源,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他走科举之路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王家有子初长成

　　清朝同治丙寅(1866)年十月十四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蒲塘村村民们如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在晨曦中开始一天的劳作。但对于王升一家来说，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长子，即王廷扬。

　　王廷扬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糊口尚且勉强，更不要说供孩子读书了。幸亏他的外祖父家资雄厚，并对这个自小聪颖异常的外孙十分看重，一直资助他完成学业。外祖父当时任宣德郎，是正七品的文散官，王廷扬自小在他身边长大，得他亲自教养，为日后展露出来的聪颖敏达、文思清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总是壮志凌云，有道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王廷扬本名王景福，廷扬是他的榜名，可以看出他最初是寄希望于清朝的，他希望通过科举入仕，然后在朝廷之上扬名立万，从而宣扬他心中的大德。

　　戊戌(1898)年，王廷扬决定上京赶考，蒲塘王氏宗人听闻后无不鼎力相助。出发前一天，王廷扬进王氏宗祠祭祖，族人有钱的送盘缠，没钱的送鸡鸭，连穷困之家也要染几只红鸡蛋和一些红花生让他带上路。第二天登程之时，祠堂门大开，全村人为他送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王廷扬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殷切期盼，首次参加京试，就中了进士。

　　光绪皇帝钦点王廷扬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当时朝廷命官就职升迁的一般流程是：中进士，然后分到各部先补主事，再逐级递升员外郎、郎中等。由此我们可以预见王廷扬日后的锦绣前程，若按照这个流程走下去，那么他的“廷扬”之愿，指日可待。

　　东渡日本遇知己

　　1900年，距王廷扬上任工部屯田司主事不到两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廷扬护送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和光绪皇帝等人西逃。在京城为官时，王廷扬目睹朝廷命官们不恤国计民生，毫无忧国忧民之心，西逃途中，他更是近距离体会了统治者的昏庸腐败，这与他心中君明臣贤的朝廷形象截然相反，王廷扬清楚地明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已无实现的可能。

　　此时正是维新派与保皇派两种不同思想理念的激烈冲突时期，目睹官场黑暗的王廷扬觉得要振兴中国，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维新。于是，于光绪乙巳(1905)年东渡日本，任留日学生监督，兼习政法。为了表示对维新一派的支持，他改字“维新”。

　　在日本期间，王廷扬结识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那人就是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两人都出生于1866年，都痛心于祖国政治昏暗、人民苦难和国土一寸寸的沦丧，都为了救亡图存东渡日本学习先进理念，志同道合的他们开始频繁的交往接触。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王廷扬应邀加入。

　　回国后，王廷扬与孙中山常有鸿鸽传书，可惜这些书信在“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那熊熊火焰至今犹让笔者扼腕叹息，王廷扬妹妹之孙儿鲁兵，闻此事后捶胸顿足大喊：“可惜，可惜，家之不幸，国之不幸。”

　　如今，我们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里猜测和想象这两个年轻人，在书信里说的那些国事和心事。所幸，王廷扬题署的《中山先生年谱》一书还留存着，默默宣示着他们当年的深厚情谊。

　　保路制宪创新学

　　王廷扬从日本回国后，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浙江省视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在杭州贡院新址上建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这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也是中国建立最早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民国元年(1912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它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是当时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鲁迅、李叔同、夏丏尊、马叙伦等都在这里任过教。潘天寿、丰子恺、钱学森、徐匡迪、黄晓棠、周兰荪等一大批名人都曾在此就读。

　　王廷扬的活动舞台并不局限于教育界，最著名的莫过于保路和制宪运动。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铁路权益。清政府迫于压力，借款造路，爱国人士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款保路风潮。《浙江通指·人物志》中记述了王廷扬在其间的作用：清政府向英国借款，出让苏杭甬铁路权，浙江各界人士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在杭州召开特别抵制会，(王廷扬)被推举为副会长，主持会务，抵制清政府丧权辱国之举，获得胜利。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尤其是洪宪帝制失败后，中央权威轰塌，各省自治的呼声高涨。1921年3月，浙江制宪运动正式启动，4月22日，李次九、王廷扬等人发起省宪期成会，并制定简章，设临时事务所于浙江省教育会。王廷扬为第二届省议会议员。5月22日，该会正式开成立大会，与会者千余人。

　　同年8月13日起，召开宪法会议。9月9日，正式宣布《浙江省宪法》和《浙江省宪法施行法》。这部宪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地方自治的根本大法，是民初省宪运动中第一部正式颁布的省宪。21日，选举蔡元培、卢永祥、叶焕华等9人为宪法执行委员，王廷扬、吕公望、沈钧儒等9人为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8月1日，自治法会议召开。王廷扬被选举为起草委员。

　　省制宪新运动延续8年之久，直至1927年自治政府才不复存在，这期间除了“九九省宪”外，还有《浙江省自治法》等省宪草案问世，无疑，王廷扬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游子不忘故乡情

　　无论离开蒲塘多久，无论飘泊于何地，王廷扬的心中都梦回萦绕着故乡的山水。他曾写有《蒲塘十景诗》，其中有描写清塘风景的《清塘烟雨》：

　　村居春雨是池塘，漠漠连村云水乡。

　　隔岸锄犁闻叱犊，几家簔笠正分秧。

　　衙官鼓吹蛙双部，舞羽低昂鹭一行。

　　泼泼游鱼知趁涨，儿童三两集鱼梁。

　　又如，描写村北《文昌阁》的《杰阁朝霞》：

　　野阁临塘敞四扉，晨光映楹认稀微。

　　水痕缬绮风初动，丛薄凝珠露未晞。

　　檐翅歇随丹凤迥，晓鸟常傍彩云飞。

　　炊烟旭日腾腾上，散尽余霞未肯归。

　　诗中对蒲塘的风物人情描写十分细腻有趣，浓浓的喜爱之情溢纸而出。

　　王廷扬一生情系蒲塘，不仅仅体现在对山水的喜爱上，他是真真正正地为故乡办好事、办实事。

　　蒲塘初级小学堂，是王廷扬一手创办的，这座学堂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间内，是响当当的一流学校。教学楼分东西两个教室，中间一大间为会堂，全是根据王廷扬从日本带回来的图纸建造的“西式”建筑，如“地平楼”、“百叶窗”等，十分精致考究。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凡蒲塘王氏儿孙，进蒲塘小学读书免除一切学费书费。这对蒲塘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说是居功至伟。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王廷扬始终惦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他回故乡省亲，每到村口，必下轿落马，步行而进。他说：“桑梓父母出生之地，不敢妄自尊大。”凡有父老乡亲去拜访他，必留其吃饭，款待乡邻。

　　甲戌年(1934)，蒲塘大旱，饿殍载道。王廷扬听闻之后，心中大恸，急忙叫族叔和胞弟连夜挨家挨户统计人数，第二天毅然倾其所有购买粮食，发到村民手中。因为他的慷慨解囊，蒲塘村民最终度过难关。蒲塘至今还传扬着王廷扬赈灾的善事，在《王公孚川列传》中有记载：公毕生清贫自守，囊无积金，家常日用及应酬，则又大度挥霍，毫不露寒酸气，而救灾济困慷慨，远胜富家翁。

　　赢得生前身后名

　　王廷扬晚年退出政坛，以书画自娱，颐享天年。民国25年(1936)十月，王廷扬在杭州举行七十寿诞宴会，蒋介石亲临杭州为其祝寿。其后，身体每况愈下，至民国26年(1937年)，农历正月二十日戌时，于杭州虹儿巷8号寓所内不病而逝，享年71岁，安葬于西子湖畔松木场。

　　他为官40年，可说是当时浙江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家乡，都没有为后代留下一屋半瓦。他在杭州所居之屋是朋友集资赠送的，在王廷扬身后，按他遗著捐赠给了杭州贫儿院(现为聋哑学院)，死后唯一的遗产是送给蒲塘小学的70箱书画。这些书画囊括诗词歌赋、图画、碑帖、拓片，价值无法估量，可惜在不多年后便遭罹厄运。令人欣慰的是，著名画家施明德和朱恒曾在蒲塘小学得见这些书画，并对之进行了全面的学习研究，从而打下扎实的中国画基础。也许冥冥之中早有注定，这些书画从杭州运回蒲塘，机缘巧合之下，哺育了两位杰出的画家。

　　王廷扬在临终前数小时，还手书一联，云：“少为身后子孙计，先恤眼前受苦人”。如此胸襟，实乃后人之楷模。历史的年轮不断转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总有一些人游离在时间之外，不死不灭，无论尘封多少年，关于他们的故事总有人娓娓道来，让听者肃然起敬。